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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互助业务规范须内外并举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12-02 18:50 浏览次数:

  近期,互联网小贷公司在经历了野蛮生长后,迎来了一系列强监管政策。填补网贷监管真空是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要求的举措之一,可以预见,未来金融业还将继续补齐制度短板、填补监管真空的改革。近日,中国普惠金融创新中心联席主任白澄宇阐述了有关农村资金互助业务的观点——“网贷监管落地后,下一个要整顿的将是农村资金互助业务。”再一次引发业界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关注。

  自2007年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成立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百信资金互助社以来,这种农民自发组织的建立在人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农村地区发展迅速,优化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金融体系的短板。

  为了规范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在向全国推行之初,银监会于2007年出台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银监会关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督管理的意见》,旨在各地开展银监会批准的资金互助组织试点工作,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监管原则、目标、方式和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然而,该监管政策有过多监管理念路径依赖的痕迹,不接地气,在高管任职、经营场所、业务规则等方面参照商业银行设定了严格的监管标准。这让本就处于起步阶段、资本量又低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难以达标。再加之,银监会在县、乡两级没有监管机构和人员,导致监管难度和成本较高,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银监会暂缓了对其的审批。截至2017年6月底,仅有4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获得金融许可证,被纳入银监会的监管体系。

  由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试点范围有限,且准入和监管过于严苛,一些地方开始另辟蹊径,以《农业合作社法》和中央“三农”政策为依据,推动发展由工商局或民政局颁发经营许可、未纳入银监会监管体系的“非正规”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在地方政府和农村金融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农民资金互助社发展迅速。依照国务院会议中“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要求,不同类型的资金互助社存在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依据也各不相同。

  实践中,因审批部门不熟悉金融业务、监管不到位,部分资金互助组织出现了非法吸存、非法集资、挪用资金投资房地产等“非农”行业的违规经营行为。例如,2015年,江苏盐城部分合作社违背服务“三农”初衷,挪用资金投资失败,引发储户挤兑潮,一大波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倒闭;2016年江苏盐城阜宁县罗桥镇的诚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涉嫌违规操作致资金链断裂,大批社员无法兑付,涉及资金3000多万元。随之而来的巨额资金缺口等问题,让“盐城模式”从当地政府极力推动试点项目,变成了烫手山芋。

  针对资金互助社违规经营的乱象,2016年,江苏省率先出台了《监管指引》及《会计核算办法》,对全省农民资金互助社经营管理、财务制度、行业监管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目前,大部分省份的属地化农民资金互助社监管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亟待监管细则的出台。

  出于严控金融风险的需要,多个省份的金融办正在加速增设金融监管局的二重身份。今年3月份,山东金融办挂牌金融监管局,为省政府直属机构;10月份,深圳金融办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11月份,浙江省和江苏省的金融办均加挂了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主要承担地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职能。其实,从2009年开始,已有包括北京、广州、武汉等多个城市金融办“变身”金融工作局或金融监管局,部分已“升级”的省金融监管局已出台酝酿已久的地方性金融监管法规和条例。11月底召开的浙江省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省级地方金融管理立法,研究制定《浙江省金融管理条例》;12月初,《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出台,明确河北省内从事地方金融服务以及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地方金融监管在机构设置和监管立法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体现了由中央单一监管模式向中央主导、地方辅助的双层监管模式转变推进的趋势,是在当下地方金融乱象频发的背景下,地方金融监管补短板的必然选择。笔者认为,随着未来金融监管局的进一步拆分,各级编制的专业人员不断充实,其监管的专业性将得到实质性地强化,这必将有效提升防范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违规经营风险的能力。

  曾有业内人士表示,加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监管,需要中央出顶层设计,由地方金融办监管。当前,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大幕已经开启,为了进一步避免监管死角、补齐监管短板,中央和地方间的监管协调就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层面要进一步综合考量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弹性设置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政策包容度和灵活度。而地方金融监管局要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加强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监管力度,根据地域特点出台地方监管条例等政策,加强金融监管问责。

  同时,由于地方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标,也不具备较强的利益风险的外溢性,因此,仅有传统的外部审慎监管是不够的,应更强调组织内部管控。

  首先,资金互助组织在合规前提下,可以参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借鉴成熟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股权结构。如,百信资金互助社最初发起人多于10人,单户不超过总股金10%的股权制度从公司治理结构上,确保资金互助组织的合作制和成员相对公平的话语权。

  其次,再小的组织也须抵御系统性风险,同时,严格科学监控小额,减少呆账、坏账发生。例如,格莱珉银行就要求每个社员都加入彼此无亲属关系的五人小组,发挥社员之间的监管作用;实施“小额信贷+频繁还款”的无抵押、无担保模式,以实时监控资金安全。笔者曾走访的某农商行所开设的客户联保信用,也具备类似特征。资金互助组织成员所从事行业尽量不要过分集中,以防止同一市场风险可能带来的对整个地区及互助社整体的巨大影响。在县域中,从事类似行业的主体会相对聚集,那么可以仿照格莱珉银行设置无亲属、商业关系的小组,以达到相互监管的效果。

  再次,资金互助组织内部可以通过技术的进阶,间接防控信用风险。实践中,已有不少金融机构开始重视对县域客户生产经营的过程帮扶以提升贷出资金的安全性,这一点在资金互助组织中也可以实现。其组织内部可以开展生产经营技术有关的相互之间的辅导,也可共同出资联络专家对其进行技术更新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