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主页 > 中国快讯 > 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陈晓萍:报道者要有发现“

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陈晓萍:报道者要有发现“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20-03-27 04:26 浏览次数:

  此次疫情报道,传统杂志媒体以其厚重的调研能力,揭开层层迷雾,为满足公众知情需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出令人尊敬的专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陈晓萍撰文分享了的疫情报道操盘体会。她指出,在突发事件的最开始,不需要报道角度,需要的是具体的点。点越多越好,把一个个点了解清楚,把碎片化的点组成一个个拼图,再尽可能地去扩大这张拼图。只有拼图足够大的时候,才需要角度。

  陈晓萍认为,本来个体口述故事不是周刊的常用手法,但这次武汉情况不同,疫情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太大了,要做硬核新闻,也不能放弃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在写作过程中,编辑提出第一篇文章围绕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这个问题展开时,我觉得我们找到了真问题,一篇优秀的杂志稿仿佛已经呈现在我面前了。”

  此外她强调,相对于新闻线索的获得,甄别信息价值的能力更重要。对此次疫情而言,甄别信息价值的能力,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医学专业的知识积累(因为这是一个专业问题);二是逻辑思考能力、推理能力;三是基于对社会和人的基本理解,基于生活经验而建立的对问题的判断能力。

  审视《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年的报道历程,SARS是浓重的一笔。去年年底,讨论周刊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方案时,我们把方案定位于“一本杂志和它所报道的时代”。

  我们选取了曾经报道过的案例,试图回望、观察中国发生的变化。我们乐观地认为,17年前的SARS是一面镜子,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不成想,一场新的疫情卷土重来之时,却如此猝不及防,给了中国公卫体系重重一击。

  1月16日,刚刚做完春节前最后一期杂志,进入为期两周的休刊期,但是武汉疫情报道又开始见于报端,我和主编安然在微信上讨论春节期间的发稿问题,我们俩同时都觉得,武汉的疫情可能抬头,应该关注一下。

  “在突发事件的最开始,不需要报道角度,需要的是具体的点。点越多越好,把一个个点了解清楚,把碎片化的点组成一个个拼图,再尽可能地去扩大这张拼图。只有拼图足够大的时候,才需要角度。”

  在操作周刊二十年特刊时,传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再次暴发SARS疫情的消息,我们立即派出记者前往武汉,2019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抵达武汉。立刻去了华南海鲜市场,去了金银潭医院。接连两天,我们小心翼翼地发出了稿子《武汉发现27例不明原因肺炎,事发海鲜市场商家称“没有活禽”》《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已隔离治疗,涉事海鲜城休市整治》。2020年1月9日,记者回到北京,又跟进了一篇稿子:《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原因查明,专家解读“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不是SARS,作为全网最早报道疫情的媒体之一,我们也被这个新出现的病毒骗过去了,以为不是SARS,就不可怕了。

  1月16日,虽然我和主编在微信上讨论武汉的情况,但真正让我们进入报道状态的是20日。当天上午,新华社发布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权威消息《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病毒疫情防控情况:仍可防可控传染来源尚未找到》。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催发稿件,并跟主编讨论增加报道力量,科技组全员进入工作状态。下午17:11,第一条稿件《病毒专家管轶:要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出现高效人传人》预览,19:15发出。

  时间是第一要义,没有角度。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切入时,本能的反应就是找专家。第一个受访的病毒专家管轶对我们提出要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稿子发出后三个小时,也就是当晚22点,钟南山在央视接受白岩松的采访,也提到防治的关键是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于是我们就顺着这个线日,通过采访,我们发出稿件《中科院:武汉冠状病毒有很强感染人能力,世卫组织:可能持续人传人》,首次提出“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文中指出:武汉一患者感染14名医务人员,专家认定其为“超级传播者”。

  25日,我们终于完整地还原了这个“超级传播者”传染14名医护人员的过程,在微信平台刊发《“超级传播者”:他转移4次病房,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

  2月17日,我们在微信平台刊发《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阅读量达52万,文章非常完整地勾画了武汉市中心医院230多名医护人员是如何被感染的,也是我们被引用最多的报道之一。

  在突发事件的最开始,不需要报道角度,需要的是具体的点。点越多越好,把一个个点了解清楚,把碎片化的点组成一个个拼图,尽可能地去扩大这张拼图,只有拼图足够大的时候,才需要角度。

  1月25日,我们在微信平台接连发出三篇稿件《“超级传播者”:他转移4次病房,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武汉医生患病后自己诊治、隔离:我们的师插管没有护目镜,就用泳镜》《确诊病例破千:为何SARS用了4个月,武汉肺炎只用了25天?》,阅读量分别是90万、80万和29万。

  “本来个体口述故事不是周刊的常用手法,但这次武汉情况不同,疫情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太大了,要做硬核新闻,也不能放弃对个体命运的关照。”

  武汉封城前一天,我列了一个表格,理了一下思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层面分为三大类:一是疫情,二是科学进展,三是问责。疫情又分武汉、湖北和全国三个层面;涉及两大内容:一是有关患者的内容,包括到底有多少患者,疫情会如何发展;二是有关于医护人员及救治能力的问题。这几个层面随着时间的发展,侧重点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记者也要按这个思路来调配布局。

  此时,周刊第一位记者已经抵达武汉,他是在武汉封城的当天到位的。大年三十下午,记者前往雷神山采访,晚上是一个人在酒店度过的,就吃了碗炸酱面。记者跟我说:有吃的就算不错了。

  每天我都会盯着新闻发布会的信息,从中把握事态的发展发向。记者看同行的报道是找具体的报道点,我看报道是要去思考事态的发展方向,发现下一个热点会是什么,争取提前布局。

  封城之后,从前方传回来的消息是武汉处于无序状态。我跟主编讨论,发动两三个记者远程盯着,用各种办法寻找确诊和疑似患者,寻找完整的个体故事。本来个体口述故事不是周刊的常用手法,但这次武汉情况不同,疫情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太大了,做硬核新闻,但也不能放弃对个体命运的关照。

  1月29日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在新闻发布会上鞠躬,同时谈到医疗物资紧缺问题,王晓东指出不仅武汉及周边城市存在短缺,全省其他地方也普遍严重不足。当时我就感觉到应该马上安排记者关注武汉周边了。1月31日完成《黄冈、孝感告急:如何不成为第二个武汉?》一稿,是全网较早关注黄冈的报道。2月1日又完成《父亲来自黄冈传染病医院病房的最后一个电话:“好的,战斗吧”》一稿,讲述黄冈一个真实家庭父母相继感染新冠肺炎的故事,呼吁大家在关注武汉之余,能把目光和关怀投向同样面临危机的黄冈,微信号阅读量90万。

  ▲1月30日,原总后卫生部部长、原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张雁灵在武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采访。(摄影 温如军)

  在报道层面,记者盯微观、具体的动态,以及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编辑把握中观,提炼选题,或拆解选题,落实操作;主编既要负责稿件最终包装,也要安排日常具体稿件的发稿。我主要是整体把握节奏和方向。

  每一篇记者采写的稿件,经过编辑也就是部门主任的编稿,然后交由主编签发,有时候编辑和主编的改动不小,包括重新提炼主题。

  武汉开始封城的1月23日-1月28日,是编辑部新媒体报道白热化阶段,持续两周高强度连轴转的状态,产量很高。有同事病倒了,但生病的同事也就是休息两三天又重新投入采访工作。事后,编辑部一位同事发送微信推文感叹:“昨天新媒体合集发出来后,报道组同事在朋友圈感叹,都50多篇了啊!我说,真不知道你们春节是怎么过的。她说,跟电脑和手机过的。我问,爱哪位更多一些?她说,内心还是爱床更多一些。春节跟床和沙发都痴缠成怨偶,内心我却很仰慕他们。”

  “在写作过程中,编辑提出第一篇文章围绕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这个问题展开时,我觉得我们找到了真问题,一篇优秀的杂志稿仿佛已经呈现在我面前了。”

  此时,进入疫情报道已经18天了,通过我们自己和同行的报道,武汉的疫情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但当时还没有一个全景式的长篇报道,所以,第一个封面的主文就确定在全景式报道方向,对武汉疫情从开始发生到周刊发稿这段时间进行全记录以白描手法,对此次疫情做全景式报道,还原疫情和疫区的全貌。

  稿件操作方式:不能空洞笼统地进行面上梳理,要有具体的人物故事,以时间线为坐标,通过不同层次的人物故事为切入点,梳理事件的重要节点,还原整个事态的发展、转折和走势;但强调不是对已发稿件的整合,而是在我们自己已经发表的稿件和同行稿件基础上,重新梳理,找到具体的切入点进行新的采访。

  随着重新采访,编辑提出把主文按1月23日封城这个时间点分成两篇,第一篇写封城前的武汉,要回答一个问题: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第二篇写封城后的武汉,还原事态如何发展。两篇稿子投入了7个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内,一名乐观的医护人员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合影时,做出胜利的手势。(摄影 高光华)

  新媒体稿子拼的是速度,杂志稿拼的是角度,也就是提供观察社会的视角。确定了大方向之后,重新梳理采访,在写作过程中,编辑提出第一篇文章围绕“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这个问题展开时,我觉得我们找到了真问题,一篇优秀的杂志稿子仿佛已经呈现在我面前了,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想读到这篇文章了。

  报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报道者要有发现“真问题”的能力。而这也是评判好报道最重要的一个维度。“真问题”是帮助我们还原事实全貌的拼图,最好的深度报道应该具有科学文献意义、社会学的样本意义和历史留存价值。

  《武汉之憾:黄金防控期是如何错过的?》直指疫情为何扩散的核心问题,在周刊官方微信上阅读量100万。

  相对于新闻线索的获得,甄别信息价值的能力更重要。对此次疫情而言,甄别信息价值的能力,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医学专业的知识积累(因为这是一个专业问题);二是逻辑思考能力、推理能力;三是基于对社会和人的基本理解,基于生活经验而建立的对问题的判断能力。

  当然,我们有强大的医疗报道阵容既有人员和资源上的长期、系统的积累,也有对医疗健康问题深入的、专业的认知。

  以我本人为例,2003年《中国新闻周刊》对SARS的报道我全程参与;现任主编安然有医学硕士的学术背景,曾在2007-2008年被选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健康报道访问学者;科技部主任钱炜则有着资深的科学报道经历,从事过大量疾病报道,是201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国际奖学金获得者。

  在报道刚刚开始时,我们就细分了涉及疫情的专业领域,包括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和病毒学家,而不应该是笼统的专家,三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这使得我们采访的专家更丰富,也使得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深度的议题设置能力。

  17年前,周刊做了四个SARS报道《非典型之祸》《SARS:我们还要付出多大代价?》《北京之痛》《中国初愈》;这次我们再次推出四个系列封面《新冠病毒: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围城之战我们如何过关》《武汉攻坚我们如何与疫情赛跑》《防控之辨我们怎样科学应对》。

  又是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新闻大战,幸运的是《中国新闻周刊》一直都在现场,并再次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报道。